ROBiNiMAGE @ BJ

看着朋友写的关于密尔的书评，谈及密尔，所谓自由。密尔所继承的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利用功利主义的原则，来论证自由和民主。其实功利这个词听起来似乎有点贬义，实际上英文是utility,准确的说应该是效用，这是一个很中性的字眼。资产管理理论中间所谓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这其实是区分了不同的人对回报率风险的不同要求。但资本的持有者极少是风险厌恶和风险中立的，他们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这两种原则必然有矛盾。前些天在跟朋友吃饭聊天时候谈到，人和人是有差别的，由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组成的社会，通过各种架构，来合理的区分这种不同。所谓的合理，也是让那些优势群体，更合理，更体面的凌驾于弱势群体之上，达到双方效用的最大化。你有挥舞拳头的自由，但你的拳头不可以碰到我的脸，尽管事实上我是那么的欠揍。人类最值得自豪的地方，欠揍的人总是要挨揍的，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不要站错了队伍就好。只是自由这东西，老是有人拿我们的“自由”去比照西方的“自由”，这是很愚蠢的事情。大部分人最基本的经济自由都无法实现的时候，其他的自由带来的效用是及其低下的，对社会也是无意义的。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不到20年，如果你看过《伟大的博弈》，你会知道美国资本市场发展了100年后是什么样子。资本主义发展了50年的时候，自由是什么样子，我们的社会发展了50年，自由又是什么样子，这样的比较，或许更有意义。

下面这篇文章也很长，我似乎发给过一些朋友，不知道大家仔细看过的有多少。这里面也有个核心的矛盾，即“追求虚拟资本回报资金与追求商品回报资金的失衡”，而这种失衡，最终带来的是劳动生产力和总需求之间的失衡，前者在我们的资本市场中已经逐渐体现，而后者，我们不禁要问“滞胀离我们有多远？”。

利润极大化与滞胀

　　2007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据媒体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时明确提出，明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我国的宏观管理部门调控经济的主要操作杆，他们被粗略地分为“积极”、“稳健”、“从紧”三档，实践中还出现过两个过渡档“积极稳健”和“适度从紧”。“积极”意味着加大马力，而“从紧”意味着收小油门。抓着这两个操作杆，我国经济这驾车走过了怎样的轨迹？现在状态如何？将走向何方？

资产的所有者构成：量变？质变？

　　改革以前，投资统计中只有国有经济，虽然不排除存在集体经济和个人体经济的投资，但与国有经济相　　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改革前期的1980年到1992年，国有经济在投资总额中的份额轻微下降，带来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明显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直接与社会底层民众的就业与生计相关，它们的发展明显地改善了多数国民的民生问题。

　　到1992年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总投资中的份额下降，同时国有经济的份额以更快的速度下降，空出的份额被急剧膨胀的新出现的其它经济占有。在《中国统计年鉴》中，这其他经济包括：“联营经济”、“ 股份制经济”、“ 外商投资经济”、“ 港澳台商投资经济”和“其他经济”。

　　从1993年到2005年的12年间，其它经济所占份额从起步升到榜首，达37.45%。国营经济则从1992年的68.05%降到2005年的33.42%。至于面向社会底层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其总和于1988年达到高峰：36.47%，六年后的1994年即降到谷底：27.75%，到2005年，也仅为29.13%。（见图一）

图一：投资主体构成演化

投资主体构成的变化，导致资产拥有者构成的变化。

根据张军、章元的测算，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存量为800亿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张军 章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以后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由此可计算历年固定资产存量的所有者构成。

具体计算按“永续存盘”法估算。历年投资均按1952年价换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可用数据，1952—1978年用国民收入平减指数，1979—1991年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1991年后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换算）。折旧率仿照宋海岩的方法，取法定折旧率3.8%加上当年经济增长率（1978年前用国民收入，之后用国内生产总值）。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04年底：在全国企业的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占48.1%，而我们上面估算的结果：2004年国有经济占48.02%，这从旁印证了估算结果大体合理。

数据显示：国有经济控制的资产存量份额1991年为67.32%，到2005年已降为44.83%，虽然仍居榜首，但已失去绝对“控股”地位。而其他经济所占份额，在12年间，从起步升到26.49%，位居第二。2005年，集体经济仅占14.45%，个体经济则为14.23%。（见图二）

图二：固定产存量拥有者演化

如果说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主要解决社会底层民众的民生问题，国营经济主要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需要，这成分复杂的其他经济唯一的目标就是资本拥有者的利润。追逐利润的其他经济迅猛发展，关系底层公众民生的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萎缩，对全局负责的国有经济萎缩，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变化。

国有经济：减员增效

但事实上，拥有绝大多数资产存量的国有经济，提供的就业机会最高不过占社会就业人数的19.15%（1981年）。此后这个比例一波一波地下降，1997年后更是飞流直下，到2005年仅为8.22%。注意，这8.22%的就业者占用了44.83%的社会资产存量。（见图三）

图三：国企职工占社会就业人数比重

从绝对值看，1993年到2005年，社会就业人数增加了13%，而国有经济提供的就业岗位却减少了43%，这期间，国有经济拥有的资产（以不变价格计）增加了205.4%。

如此大规模地将员工推向社会，表明国有经济的基本目标已经转向追逐利润极大化。

2003年5月22日，时任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对国企领导人的考核内容主要有两项，一项是经济效益指标，比如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第二项是资本运营的目标，比如资产保值增值率。这说明，国有企业经营的核心目标已经是围绕资本，围绕利润极大化展开。

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共占有社会资产总额的71.32%，由此，资本利润极大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资源配置的首要原则。一个经济体中，如果资本利润极大化成为资源配置的首要原则，它的基本动态特征如何？

利润极大化原则：“湿婆神”及其化身

利润极大化原则导致的经济体动态特征，其逻辑分析见图四。

图四：利润极大化的作用机制

利润极大化一方面要求降低成本，一方面要求扩大市场占有率。

前者导致社会工资总额相对于GDP下降，社会公众购买力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现有生产能力开工不足和就业机会不足，这又直接造成劳动者谈判地位下降，从而进一步降低社会的总工资收入。这形成了一个使劳动者地位不断恶化、社会购买力相对于产能不断萎缩的正反馈回路。

后者导致产能提高，资本利润扩张,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剧增，产生了强烈的投资冲动。它强力刺激所有竞争性行业的产能大幅扩张，形成了一个导致产能扩张的正反馈回路。

正是这两个正反馈回路，造成了两大失衡：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与需要购买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货币间失衡；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购买能力失衡。并且，这种失衡将持续恶化，导致劳力与资本的双“过剩”。

在这样的基本格局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只能靠海外市场维持，而找不到出路的逐利资金只能投入赌博性的“虚拟经济”。

以上只是逻辑分析，可怕的是，大量的报道和统计数据证实了图中每一框描述的现象。

总工资：1990年以前，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在15%以上波动，此后几乎是直线下降，到1998年降到了11%。此后，直到2005年一直在10%到11%之间波动（见图五）。

有效需求不足：据前经贸委国内贸易局的调查，1996年供过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占93.8%；1997年又进一步扩大为98.4%，供不应求的商品仅有10种，占1.6%；1998年则已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供过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达100%。1998年底政府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当时的刺激内需的措施，一是以调整利率、福利、物价等手段赶储蓄出笼；二是增加政府支出，甚至不惜以赤字财政大兴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还有公务员加薪等措施。事实证明，均无效果。

产能过剩：早在2000年6月，前国家机械工业局就公布20种机械产品生产能力过剩，此后，前计委、今发改委不断发出各行业产能过剩的警告。

就业不足：我国有举世瞩目的GDP增长率和全球最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却不能为年均增长不到1%的劳力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现在连大学毕业生都就业困难。曾几何时，“海归”就是“金领”的同义词，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关于“海归搜索行动”的一项调查表明，有71%的“海归”是在归国6个月内才找到工作，一年以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占10.2%。许多人无奈地自嘲：“海归” 变“海待”了。

劳动者谈判地位低下：这些年，恶性矿难不断，矿业的生产条件如此恶劣，为什么矿工还要在那里就业？在这个持续危及生产者生命的行业，生产者为何无力形成现实的压力，迫使业主做出起码的安全投入？逻辑上我们只有一个答案：在与矿主的博弈中，矿工处于绝对劣势，不干你可以走人，而矿工们无处可去！

    追逐商品的货币萎缩，追逐利润的货币膨胀：央行将其货币发行量分为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准货币三类。其中，流通中的现金主要用于交易，它追逐的主要是商品，并在此过程中为资本提供利润。而准货币（含：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追逐的主要是利润；至于活期存款则介于两者之间。图二以GDP为尺度来衡量货币发行量。自1990年以来，相对于GDP，流通中的货币没有明显变化。但准货币却从占GDP的45%（1990年），增加到104.8%（2006年），上涨1.33倍（见图六）。这表明，追逐利润的货币明显超过了追逐商品并提供利润的货币。

图六：货币发行量的构成

投资冲动：投资总额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一直持续上升，虽然其间有大幅波动。进入本世纪后更是以接近“大跃进”的速度冲高。到2005年竟高达48.26%，这意味着近一半的产出被用于投资（见图七）。

图七：投资总额/国民生产总值

虚拟经济过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证指数是它最好的佐证（见图八）。

图八：上证综合指数

    依赖出口：出口/GDP一直在波动中上升，进入本世纪后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高，到2006年已高达37.02%，即国内产能近四成靠海外市场支撑（见图九）。

图九：出口/GDP

事实上，上述现象人们已不陌生，但人们通常将其视为一个个独立的问题，不同领域的专家在为不同的现象寻找对策。而图四告诉我们，这些现象互为因果，构成了至少两个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回路。

印度教的湿婆神是创造与毁灭之神，它有许多的化身。图四告诉我们：上述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是同一个“湿婆神”在不同领域的化身，这“湿婆神”就是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它造成了两大失衡：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与需要购买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货币间失衡；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购买能力间失衡；造成了劳力与资本的双“过剩”。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位神能如此强力地创造巨大的物质文明，同时将社会推入宿命的轨道。

图十：湿婆神

扬汤止沸的“调控手柄”

事实上，虚拟经济的沸腾和经济体对出口的依赖是观测经济体病态的仪表盘。发现仪表盘指示异常，不是去对症下药，而是试图阻止指针乱动，岂不可笑？既然症结在于导致两大失衡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回路。对症之策就在于切断这些回路，或至少降低其反馈的强度。

仔细观察图四，不难发现，货币政策对此几乎无从下手。唯一看来有可能的着力点似乎是“投资冲动”。从表面上看，紧缩银根可以有效遏制投资冲动。但所谓投资冲动是相对于实体经济需求不足而成立的，即投资强度超过社会有效购买力之所需。紧缩银根在压缩投资的同时，也压缩了就业和职工工资，压缩了内需，经济体内部的正反馈机制却毫发无损。紧缩银根的作用在于使经济活动冷却，它首先导致广大底层公众生计更加艰难，却根本无助于缓解两个基本的失衡：即追逐利润的货币与追逐商品的货币失衡、社会生产能力与有效需求失衡。反之也一样。于是找不到出路的生产能力只能向海外寻找出路；找不到出路的逐利货币只能在虚拟经济中狼奔豕突，而一旦开放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势必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因为国内盈利机会萎缩。

至于财政政策，人们同样用“积极”、“稳健”、“从紧”来形容它，表明它与货币政策类似。依然是靠控制货币量来调控经济。差别在于货币政策通过金融系统起作用，而财政政策通过行政系统起作用。当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靠大规模发行国债聚集资金，由各级政府投入路桥建设、城市建设。由于所有的建设主体都公司化了，都在追求利润极大化，结果丝毫没有削弱图四中的正反馈回路。事实上，由于行政权力介入，导致贪污腐败案大量出现，加剧了货币向少数人的集中，使他们能更有效地实现资本扩张；同时降低了底层社会公众的收入，降低了原本希望提高的社会购买力，结果反而强化了图四中的正反馈回路。

可见，只要财政投入着眼于经济建设的速度快慢，它就无助于缓解两个基